〔摘要〕简单地从人事管理角度把邓建军看作干部或知识分子，或者从邓建军所从事的一线工人岗位把邓建军看作一般工人，都不利于对邓建军作为制造业公众人物本质属性的认识；邓建军是将工人与知识分子有机地融合到一起的工人，属于新时代的“知识型工人”。所谓“邓建军式的工人”就是“知识型工人”，也就是“站在时代前列、不断学习、具有开拓精神的当代知识型、高技能型工人”。对邓建军身份的这一界定使邓建军作为制造业公众人物独特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时代特点得以彰显，而且符合高职生的培养目标，有利于帮助高职生克服就业方面的浮躁心理，培养职业意识。
〔关键词〕邓建军 邓建军式的工人 知识型工人 知识分子 干部 身份
邓建军属于职教毕业生，其成才的起点是在中专时期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而且邓建军的成才之路和人才类型符合职业教育的培养方向，因此，邓建军在全国职教系统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很多职业院校都开展过向邓建军学习的活动，有些学校的校园网甚至建有学习邓建军的专门网页，很多职业院校的毕业生都以成为邓建军式的高技能人才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常州大学城6所学校都开展过学习邓建军的活动，在自己的网站转载上级有关部门号召学习邓建军的文件，宣传邓建军事迹，其中有3所院校邀请邓建军作报告。我们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作为邓建军的母校，自1993年就开始宣传校友邓建军的事迹，多次邀请邓建军回母校作报告；2000年以后，又在校内塑建军像，植建军林，树建军班，铺建军路，并在学校许多重要位置张贴胡锦涛接见邓建军的巨幅照片，开展建军杯系列赛事，并于2006年成立“邓建军校园文化研究会”。经过历时十三年的大力培育，初步构建起了以邓建军“爱岗敬业，自强不息”精神为核心的校园文化。在2006年下半年高职高专办学水平评估中，学校的办学特色报告《构建以邓建军精神为核心的校园文化》受到了教育部专家的高度评价。在作为评估重要内容的学生专题研讨中，很多同学都表示要“像邓建军一样做一名工人”或“做邓建军那样的工人”。针对如此高频率出现的“工人”一词，有位评估专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同学仅仅立志做一名工人是不够的。邓建军已经不是纯粹的工人，而是知识分子。”由于邓建军的身份与高职生职业意识的培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作为以培养邓建军式的高技能人才为最终目标的高职院，尤其是作为多年来致力于构建邓建军校园文化的邓建军母校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有必要对邓建军的身份作一系统的梳理和准确的界定。
一．邓建军身份的多重属性
从人事管理的角度看邓建军是干部，但他所从事的岗位却是工人岗位；他虽在工人岗位工作，而从就业前的最后学历及其以后所达到的知识层次上看又应归入知识分子的行列：邓建军的身份具有多重属性。
（一） 作为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邓建军
受古老的“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读书做官或者读书做国家干部的思想在很多人头脑中的烙印一直很深。多年来，我国人事制度以及人事档案管理的一贯做法都是以这一观念作为基础的：在2000年大中专学校未大规模扩招之前的大、中专毕业生，只要是国家任务生（公费生），其身份就是国家干部，他们的档案全部归入干部系列管理。反之，如果没有大中专文凭，在单位就是工人，其档案全部归入工人系列；即使在职进修取得大中专文凭或被聘为领导干部，一般也不会改变其工人的身份。2005年《暨南大学党政干部选拔任用规定》中就有这样的表述：“工人身份的人员在担任党政干部职务期间，享受相应的干部待遇，但工人身份不变。”
邓建军毕业于1988年，第一学历为中专，进入常州黑牡丹公司时，其身份是干部，他后来所获得的高级工程师职称就属于干部系列职称。而且，按照邓建军当时的中专学历，他完全属于“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是按照学历来界定的，指的是中专以上的毕业生，这一划分方法至今沿用。显然，从人事管理的角度看，邓建军的身份属于干部，从学历上看属于知识分子。
（二） 作为工人的邓建军
1.从所从事的岗位和职业看，邓建军属于工人。
1988年邓建军中专毕业，按照当时的做法，自然是安排在科室的干部岗位。然而工厂成立了电子小组以负责全厂的机器维修，要邓建军到生产一线的维修岗位工作。邓建军整天与生产一线的机器打交道，为修理一台机器，在织布机下一钻就是几个小时――这完全是我们想象中的工人所干的工作。邓建军属于“高级技师”，高级技师必须具有很强的生产一线现场操作能力，而“高级技师”属于工人级别。很多记者如此描述邓建军的工作：“哪里的机器不转了，哪里的零件要换了，哪里的程序要调整了，哪里的部件要保养了，都是他的活。”邓建军中专毕业后一直都在从事一线工人的工作。
2.从中宣部和全国总工会对邓建军的舆论宣传看，邓建军属于工人。
只要打开互联网搜索“邓建军”，我们便会发现对邓建军一系列的界定语：“电气技术工人”，“知识型工人”，“学习型工人”，“工人工程师”，“蓝领工人”，“工人专家”，“一线工人”，“新型产业工人”，“新时期知识型产业工人的领跑者”，“设备维修保养一线的工人”。这些界定语源于中宣部和全国总工会对邓建军的宣传。由全国总工会主编、王兆国作序、沈国凡撰写的邓建军传记文学作品，其标题就是《中国技工邓建军》。邓建军作客中央台《新闻会客厅》时，在长达28分钟的节目里，屏幕上始终定格着这样一行字：“咱们工人有技术。”十分有意思的是，毕业于永济机电技校，而工作远在唐山、年龄30岁、已经工作18年的赵某也把邓建军当作自己的工人榜样，他2005年8月3日在中国技工人才网上发布的求职信息中表示：“做邓建军式的当代工人是我的追求。”
在世人眼里，邓建军就是一名工人。
3.黑牡丹公司前董事长曹德法称邓建军为工人。
黑牡丹公司前董事长曹德法既是邓建军的重要培养者也是邓建军事业强有力的支持者，他对邓建军的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曾在多种场合介绍邓建军，称邓建军为“一名普通中专生、工人”、“技术熟练、具有较高科技素质的产业工人”。他在谈邓建军的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是“工人”和“技术工人”，而且表示：“科学家、企业家是人才，优秀工人也是人才”〔1〕。黑牡丹公司的“邓建军科研小组”也被称作是“工人科研组”。在曹德法的眼里，邓建军属于人才，属于工人中的人才。
4.邓建军本人把自己看作工人。
新华社记者宋振远在《中国功夫成就中国制造――记知识型工人代表邓建军》一文中记载了邓建军的这样一些话：“我只是想干好本职工作，为工人兄弟争口气。”“洋专家轻蔑的眼神深深刺痛了我，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出点什么，不仅为了证明自己，更证明中国工人的尊严！”“我自己还是始终认为我仅是黑牡丹公司一名普通的电气技术工人。”〔2〕笔者采访邓建军时，邓建军始终强调自己只是一名“普通工人”――这其中自然有邓建军自谦的成份，但邓建军一直把自己看作工人却是事实。
二．结合社会认知习惯和现代人才观正确界定邓建军身份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企业，尤其是股份制企业，“工人”和“干部”的界线已经逐渐淡化。企业在人才市场招聘时，首先不是考虑我需要的是工人还是干部，而是关注自己企业有哪些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股份制企业常常以“员工”称呼包括干部和工人在内的所有人员。企业工人与干部界线的淡化，是经济发展使然，是时代使然。邓建军属于制造业界的公众人物，如果我们仍然按照人事管理的惯例简单地将之划归干部行列，是缺乏时代观念的表现，既不恰当也没有实际意义；如果我们将他界定为知识分子，则与人们印象中以高学历为特点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大相径庭，同样缺乏时代意义；如果我们完全抛弃“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的称谓，笼统地将邓建军称为“股份制企业员工”、“人才”，不仅因违背社会认知习惯而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不利于我们对邓建军身份本质属性的认识。有人建议建立一种全新的职业分立体系：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与普通操作工之外，建立一个有别于传统“八级工”的、介于工程师与工人之间的新职级，并通过对这一职级实践作用与形象概念的不断强化，使其价值得以彰显[3]。然而这一新职级还仅仅停留在设想阶段。
曾任美国联邦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赖克教授可称为全美“人才首席执行官”，其论述非常超前，可谓现代人才观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成功的未来》一书中，将人才分为三种：张扬型、内敛型以及这两类人才的高级整合。无独有偶，实力教育研究中心曾发表《实力型人才类型》一文，文中将实力型人才分为三种：研创型、社管型和整合实力型[4]。其中研创型相当于罗伯特·赖克的张扬型。文章又将研创型(张扬型)人才分为研究型、创意型、艺术型和操作型四种。实力教育研究中心认为，其中的操作型人才喜欢以物、机械、动物等为对象，从事明确的、有序的、系统的活动。为了解决问题，使用与动手和体力有关的能力，对与物件、机械、工具、运动器材、植物、电气技术、动物相关的职业有兴趣，并具备相应的能力。文章指出操作型人才的共同特征是：实际，沉默，谦虚，顺应的、具体的、朴实的，愿意接受具体的形象化可操作的培训，能够开创稳定有序的事业，控制激情。如果我们将邓建军归类，正好符合操作型人才的基本特征。而操作型人才，其岗位很多都在一线的工人岗位。“人才”这一概念并不排斥“工人”，身份为“工人”或身在“工人”岗位也完全可以成为“人才”。
结合社会认知习惯和现代人才观来界定邓建军的身份属性，我们认为中宣部和全国总工会将之界定为“知识型工人”是非常准确的。如果对“知识型工人”作具体诠释，其内涵应该为“站在时代前列、不断学习、具有开拓精神的当代知识型、高技能型工人”。
1．邓建军是工人。从他所在的岗位、所做的工作看，这一点都是毫无疑义的。山西省政协主席郑社奎认为：“我们看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关键是看他能不能把积累的经验、学到的知识、拿手的技术、掌握的信息，以创新的精神运用到实际当中，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结出创造性的果实。”〔5〕称邓建军为工人，是对其岗位、工作的准确描述，按照现代人才观，这并没有贬低邓建军作为人才的含金量，因为现代人才观是基于贡献力的人才观。邓建军所在的黑牡丹公司，一批身在工人岗位而拥有高技能的工人特别受人尊敬，他们靠知识、能力、贡献拥有话语权、享受高待遇。
2．邓建军作为“知识型工人”，有别于马克思“总体工人”的概念，也不同于我国曾经出现过的“文化工人”的概念。
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提出过“总体工人”概念：如工程师、机械师、细木工等等，“这一类是高级的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有科学知识，一部分人有工艺”〔6〕。1972年，社会学家马尔库塞针对资本主义现实解释“总体工人”概念这样论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剥削的基础在扩大，工人的概念也在扩大，它不仅包括蓝领工人，而且包括过去独立的中产阶级、第三产业的工资收入者和广大知识分子，它们共同创造和实现着剩余价值，并与“总资本”的领导和组织力量相对立。在总体工人中，“知识分子不仅在物质生产过程，而且也在越来越科学地控制消费和‘生产’关系的过程中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7〕可见，马克思所谓“总体工人”，实际是将知识分子归入工人队伍。邓建军显然不属此类。
我国历史上曾几度出现“文化工人”的概念。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作家沈从文来到上海为生计而写作，资本家只付给他极少的稿酬，因此他贬称自己为“文化工人”。解放后很长一段时期，因受极左思潮影响，很多作家都将“文化工人”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1958年9月17日，郭沫若在批判会上所作的发言题目就叫《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人》――当时所谓的“文化工人”实际是要求作为知识分子的文艺、文化工作者通过各种改造途径将情感归向工人阶级队伍。而今，中国作家出版社的编辑们又戏称自己为“文化工人”――其含义虽然还待作深入探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编辑们一开始就是知识分子甚至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是只有知识分子才能从事的工作。邓建军则是从工人岗位成长起来的，其成长历程、工作性质和专业特点都不适用“文化工人”的概念。
3．邓建军是将工人与知识分子有机地融合起来的工人，是“邓建军式的工人”。邓建军作为工人，正如评估专家所说“不是纯粹的工人”，不是传统意义上只会默默无闻、按部就班进行简单操作、缺乏创新意识的工人；邓建军作为知识分子，也不同于坐在书斋里的那种狭义上的知识分子。既有工人的动手能力，又有知识分子的纵深研究，才成就了邓建军今天的事业。邓建军作客中央台《新闻会客厅》时，黑牡丹公司董事长曹德法和中央台《当代工人》栏目主持人胜春共同探讨了工人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曹德法认为：“一个好的技术工人从某种程度上超过工程师。”胜春则认为：“现在好的工人就是知识分子。”邓建军拥有知识分子所要求的最基本的学历和知识，以此为起点，以终身学习的理念刻苦钻研技术，终于将工人与知识分子有机地融合到了一起。马克思当年作出的“工人知识化”的预言，正在中国工业化的现代潮流中成为现实。
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彰显邓建军作为制造业公众人物独特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时代特点。
“邓建军式的工人”或“知识型工人”符合高职生的培养目标――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高等技术应用性和高技能人才，是对高职生培养目标最生动最形象的诠释。高职生就业是要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和岗位，而不是去争取某种身份。邓建军作为一线知识型工人而不是管理干部和传统的高学历知识分子的形象，很容易打动高职生，有利于帮助高职生克服就业时的浮躁心理，为他们的学习生涯和就业起导向作用。
参考文献：
〔1〕新华网
〔2〕人民网2005年4月21日“嘉宾访谈”
〔3〕马龙生. “邓建军现象”拷问中国的人才塑造机制〔J〕.纺织指导,2005,6
〔4〕http://www.xindaxue.com
〔5〕郑社奎.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人才观〔J〕人民网－中国经济快讯周刊，2001，45
〔6〕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1卷．460-461
〔7〕徐大同．20世纪西方政治思潮．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192-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