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常州高职教育园区生态文化之整体内部周流渠道、周流机制尚未形成，其整体周流缺少应有的驱动力，因此整体流转不畅；园区5所高职院因结合而获得很多社会层面的资源，生存价值和生存质量得到同步提升，但5所高职院之间缺少管理层面深层次的互动，因此共生效应并不明显。为促进园区文化的整体周流和互动共生，建议建立园区文化交流的压力机制。
【关键词】高教园区；常州高职教育园区；生态文化；整体周流；互动共生
“整体周流”和“互动共生”是文化生态学中的重要概念。“整体周流”包括整体内部诸多层次间的环向因果关系，网状结构关系，能量、信息、物质的发散式传递与回应关系，生发与压抑的动态制衡关系，同化与顺化的协同发展关系等[1]。它生动地体现了文化生态的运动状态，反映了文化生态运动的深层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这一原理的深化、精确化和具体化。“互动共生”是生物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与其他生物走向联合，共同适应复杂多变环境的一种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共生是生物之间相依为命的互利关系，共生双方都通过这种关系而获得生命，失去了其中任何一方，另一方都不能生存[2]。共生理念尽管基于人们对生物现象的认识，但在现代生态学、哲学的视野中，已超越了纯生物学的范畴，成为人们认识人类之间、自然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命运关系的有力武器。互动共生是文化生态中的功能性原理。对于具体的某个教育园区来说，互动共生揭示了园区中各校共同发展的内在机制，并同步提升着各校的生存价值和生存质量。
我国有50多座高教园区，园区内高校集中建校，一般都有地方政府的派驻机构以园区管理委员会的形式协调园区工作，在这样的格局下，园区各校都存在文化的整体周流、互动共生关系。为便于深入研究，特以常州高职教育园区为例进行深入剖析。
常州高职教育园区由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科技厅和常州市人民政府共同建设，占地7400亩，筹建于2002年，正式运行9年左右。园区由5所高职院和1所本科院校组成。由于本科院校与高职院有着不同的性质，再则没有参与园区共享型实训基地的共建、共管，为使本文的论述更具典型意义，作为一种文化考察研究，本文对园区内本科院校情况不进行专门论述（尽管本科院校也属于本课题的考察调研对象），而主要针对园区内5所高职院及与其相关的高职教育园区管委会进行讨论。本课题将主要由5所高职院组成的常州高职教育园区作为一个文化生态场，着重考察园区总体发展理念、发展范式，各高校的理念、制度、特色等方面的整体周流和互动共生状态，发现其整体周流、互动共生规律，提出促进其文化整体周流、互动共生从而提升生存价值、生存质量的相关策略。
研究之初我们这样假设：常州高职教育园区5所高职院的集中搬迁，尤其是其实训基地“共建、共享、共管”的模式已经成为国内高教园区建设和运行的成功案例，加之省、市及国家层面不断给予资金、政策、舆论等方面的支持，因此， 5所高职院之间文化的整体周流和互动共生条件便利，其周流渠道应该非常畅通，互动共生效应应该十分明显。然而调研结论并非如我们假设的那么简单，其文化生态有些方面甚至与我们的假设恰好相反。
一．高教园区文化生态的理想模式和常州高职教育园区文化生态关系结构
陈先红指出:“在生态系统中,组织是一个生命体,而非一个经济体。……作为一个生命体,组织的理论视角是‘家庭隐喻’,其目的是要把组织建设成为一个‘关系和睦的’、‘充满信任的’、‘家庭成员般紧密联系’的组织”[3]。显然，陈先红论述的这种大家庭模式应该成为我国以集约发展、集群发展为目的的高教园区文化生态的理想模式。
张祥云、汤钱蓉用“大家庭关系”来隐喻深圳大学城的关系性质，把其中的各种关系分成三类：一是“核心家庭”间的关系，二是“同胞兄弟”间的关系，三是“宗族兄弟”间的关系[4]。常州高职教育园区作为一个组织，其“家庭关系”只存在类似深圳大学城的前两种关系：第一是“核心家庭”成员内部间的关系。例如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与江苏省教育厅、常州市政府组成了“核心家庭”，其余高职院以此类推，共有5个“核心家庭”（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核心家庭”成员还应包括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江苏省教育厅（或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和常州市政府以家长的心态期望各高校能有良好的发展——按照张祥云、汤钱蓉的观点，这种“良好的发展”是江苏省教育厅（或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和常州市政府之间“最大的公约数”[5]，也就是说，在“良好的发展”这一点上，江苏省教育厅（或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和常州市政府之间很容易达成一致，是省市的共鸣点。第二是5个高职院“同胞兄弟”间的关系。我们将这复杂的“大家庭关系”也即其文化生态关系用图1表示。
图1.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大家庭关系”即文化生态关系结构图
图中用最大的圆圈表示常州科教城（常州科教城与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在地域上有差别，但常州市科教城管委会和常州高职教育园区管委会是两块牌子一个机构），科教城内包含常州高职教育园区；5所高职院通过共享实训区捆绑在一起，但又各自独立，属于同胞兄弟关系；5所高职院拥有共同的娘家或婆家。
与其他高教园区不同，常州高职教育园区是一个主要由5所性质相同的高职院组成，且5所高职院共建、共享、共管着一个大型实训区的特殊组织，因此这样的高教园区本应具有如陈先红所说的理想文化生态状态——关系和睦的、充满信任的、家庭成员般紧密联系的文化关系状态。然而尽管常州高职教育园区有着比其他高教园区更加紧密的“大家庭式”的文化生态关系，但离开高教园区文化生态的理想模式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二．常州高职教育园区文化生态的现实状况及其原因分析
调研结论一：常州高职教育园区文化生态之整体内部周流渠道、周流机制尚未形成，其整体周流缺少应有的驱动力，因此整体流转不畅。
首先看园区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对各校的影响——结论：总体上影响不大，对各校的发展未能形成环状因果关系。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常州科教城）的发展理念为“经科教联动，产学研结合，校所企共赢”，发展思路为“统一规划，资源共享，集约发展，集群发展”。从语义、逻辑上分析，所谓“发展思路”也是其发展范式，所谓“发展理念”可以看作这种发展思路、发展范式所要达至的结果或愿景。我们访谈了管委会的职能部门，从职能部门负责人到一般工作人员，大家都能顺利地说出这些理念、思路。我们访谈了5所高职院的宣传部、教务处、学工处、科研处、高教所、市场部（校企合作部）、督导室、团委等部门的负责人，大家对这些理念、思路、范式都知道一些，但很少能说全；而对其中的“资源共享”，所有访谈对象都能脱口而出，对资源共享的内容，所举例子基本都是高教园区内东区的共享型实训基地。在询问5院校职能部门负责人“这些理念、思路对你自己的观念及自己分管的工作何实质性的影响”时，所有受访者都表示没有影响。结合现实情况分析，这里的“没有影响”主要含义是：主观上，不积极主动地思考这些问题、不积极主动地有所作为；客观上，没有人积极主动地来协调与理念有关的事项。从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常州科教城）建设之初，“统一规划，资源共享，集约发展，集群发展”以及“经科教联动，产学研结合，校企所共赢”就作为一种设计理念进入了总体规划，随着园区建设的不断推进，这种理念一步步成为现实：园区内建有6所高校；建有国家大学科技园，通过平台和项目双轮驱动，南京大学等17所著名大学入驻科教城；中科院常州中心现有14个分中心，6个研究所，正实施院地合作项目170多项；现正进一步集成创新资源、凝聚研发力量、突出产业重点，加快建设江南现代工业研究院；园区建有创研港、中试放大基地等企业成长发展平台，围绕纯电动汽车、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新医药、信息与服务外包等新兴产业，孵化、引进了400多家高科技企业，打造产业特色；园区积极建设科技金融中心，打造长三角最专业的项目路演中心，搭建资本和项目的对接平台。目前，园区入驻机构总数达550多家，科技人才总数近11000人，其中外籍专家160余人、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2400多人，签约园区的海归创业团队达210个。2011年，园区全年新增科研经费4.4亿元，其中纵向科研经费1.9亿元，横向科研经费2.5亿元；承担国家、省、市科技项目547项，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556项[6]。既然园区的理念、思路已经变成一种现实的格局，那么为何受访者还表示这些理念、思路对自己没有影响呢？原因有二：
第一，这些理念、思路主要是政府宏观层面的内容，作为各校及各校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只会一般地关心这类观念，不会主动去有所作为。
第二，园区管理体制使然。“社区管理政府化、教育资源共享化、基础设施市政化、师生生活社会化、运转机制市场化”[7]是我国50多座高教园区的共同特点（或共同愿望）。具体到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其大的管理思路就是“省市主导、学校主体、统一规划、市场运作”[8]。“运转机制市场化”或“市场运作”，其现实表现之一，就是很多高教园区（包括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内的各校与管委会之间的关系松散、若即若离，有时甚至故意回避一些事项。管委会与各校关注的重点不一样，很多工作各有各的思维方向。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常州科教城）管委会代表政府负责园区的建设和协调，管委会和园区各校都在推进“产学研结合”，但推进的内容不一样：园区理念中的“产学研结合”中的“产学研”分别是指企业、学校、研究所，其工作内容主要是引入产、学、研实体，促进这些实体的结合；而高职院所谓“产学研结合”主要是指学生培养和师资培养中的到企业顶岗实习、挂职锻炼，“研”主要是指研究而非研究所。当然，近两年开始提“校中厂”和“厂中校”，表面看来是注重实体建设，其实主要还是从人才培养角度进行顶层设计，与园区“产学研结合”还不是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园区理念中的“产学研结合”与各校尤其是5所高职院所说的“产学研结合”不是同一个层面的内容。园区很多学校成立的市场部（或校企合作部）其工作内容之一就是推进学生及师资培养层面的产学研合作，这一工作的观念和动力不是来自于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常州科教城）管委会，而是教育部、省教育厅的有关要求。
因此，虽然各校都在以“经科教联动，产学研结合，校所企共赢”为发展理念、以“统一规划，资源共享，集约发展，集群发展”为发展思路的高职教育园区运行、工作，但园区的理念、思路对大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这些理念与各校的办学并不形成文化生态学中所说的“环向因果关系”。
再看各校相互之间的文化周流状态——结论：虽呈网状结构关系，但相互影响有限，未能形成比较活跃的文化周流状态。园区5所高职院之间的文化关系属于文化生态学中的网状结构关系。为考察5所高职院之间文化的周流状态，我们要求各校主要领导及职能部门负责人谈谈“给您印象较深的科教城其他高职院在文化建设、教育教学改革、特色创新、对内对外宣传等方面的情况”，询问“其他兄弟院校的这些突出之处对您和您分管的工作产生了哪些影响？”大家的回答表明：各校领导和各相关职能部门对其他院校招生分数、麦可思调查结果及获得的相关荣誉、国家省市资助情况等显性数据了解较多，对隐性的内涵了解较少，各校内涵方面相互影响并不明显。常州科教城网站在介绍园区内5所高职院时都在其后加括弧说明学校的突出之处：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单位）、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全国劳模邓建军母校)、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单位）——这些突出之处大家都能说出，但是除自己所在的院校外，对其他院校的突出之处之真正内涵，受访职能部门负责人基本都说不出来。同在一个园区工作，各校的突出之处未能对相关职能部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一现状产生的原因何在？
原因在于各校领导和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缺少较深层次的交流。据调查得知，园区高校领导每年年底都有一次总结交流会，由常州市主管科教城工作的副市长组织并主持，各校党委和行政一把手参加，各校宣读总结材料，然后由副市长根据总结内容对各校年度的突出之处进行赞赏性评点，最后所有参会者作为评委根据表格所列项目给各校打分，打分结果也不公布。因为常州市与各校间非上下级关系，所以对各校不会也不便多加评点，园区院校这样的交流不可能进入较深的层次。各校相关部门无一例外地缺少定期交流，更未形成交流机制。而且即使交流，相互之间交流的内容也十分有限，对于有些敏感内容大家都有意识地回避（倒是与外市来的高校大家相互探讨得很多，而且都十分坦诚）。园区成立之初，园区管委会曾成立由主管文教和高职园区的副市长为会长、5所高职院校长为成员的高职教育研究会，然而未能正常开展工作，如今访谈各校校长时有些甚至忘了还有这么一个学术组织。我们针对专业教研室主任调查“您及您的专业团队与科教城兄弟院校的相关专业有哪些交流？兄弟院校的专业建设情况对您及您的专业建设产生了哪些影响？”大家表示有些交流，但是交流内容的范围和深度非常有限；园区内兄弟院校的专业建设情况对自己及自己的专业有一定影响，但自己更多是在关注国内本专业领头羊的情况。
各校领导和各相关职能部门、相同专业之间缺少较深层次的交流，其原因有三：第一，没有一家部门来组织这样的深层次交流。大家寄希望于科教城管委会及其相关职能部门，但管委会与各校、管委会职能部门与各校相关部门间仅仅是联络和服务的关系，既无组织交流的义务，更缺少组织交流的动力。园区5所高职院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在某种场合相遇都为定期交流的必要性而慷慨陈词，但至今没有成为现实，本课题组询问5所高职院所有职能部门负责人“您及所在部门与科教城兄弟院校相关部门是否定期交流？”所有回答都是否定的，更无形成交流机制的可能性——何况即使各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形成定期交流制度了，能否进行“深层次交流”而非仅限于吃饭喝酒这样的简单形式还是个疑问。第二，同在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各校之间自然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关系，尤其是同类专业，有时竞争非常激烈，有些甚至达到相互排斥的地步，相互间形成了压抑的动态制衡关系，这是缺少交流或缺少坦诚交流的深层次原因（与常州高职教育园区情况迥异，杭州萧山高教园区各校间专业性质不同，其呈现的态势是没有交流也无竞争）。第三，这种竞争关系还滋生了另一种现象——某宣传部部长称之为“文化相轻”，即相互轻视、不服气，这方面的案例很多。
从各校的制度层面看，相互之间倒是有一定影响。调查发现，各校在制订、修改某些制度时，一般都进行过较为广泛的调研，调研范围除了外市的高校外，还包括园区内的其他高校。但因为各校制度相对稳定，各校间制度方面的相互影响也十分有限。
这样的情形下，各校文化之间虽然呈现网状结构关系，但相互间的影响十分有限，很难形成较为活跃的文化周流状态，更未能形成环状因果关系，各校间文化互动性不强。
调研结论二：常州高职教育园区5所高职院因结合而获得很多社会资源，生存价值和生存质量得到同步提升；而5院校相互间因缺少管理层面深层次的互动，因此共生效应并不明显。
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始建于2002年10月，由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科技厅和常州市人民政府共建，获得了政策、资金等各方面的支持，而且其建设格局、组织运作规范从一开始就以“资源共享”为特色，东区5所高职院共享型数控实训基地一跃成为国家级示范性数控实训基地——这可以看作是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内高校因结合而螺旋上升登上的第一个台阶；2006年时任常州市委书记的范燕青提出了“经科教联动，产学研结合，校企所共赢”的发展理念，重点建设东区，引入企业及研究院研究所，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开始从单一的“高职教育园区”向融大学、研发机构、科技企业孵化器于一体的公共平台嬗变——这可以看做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内高校螺旋上升登上的第二个台阶；2008年，园区5所高职院捆绑成功立项为江苏省示范性高职教育园区建设单位，再次获得资金和政策支持——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内高校因结合而螺旋上升登上了第三个台阶；2010年，常州市委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又提出了“一核八园”的概念，在常州建立创意、光伏等八个新兴产业园区，“核”指创新之核，而“一核”定位在常州科教城（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内高校螺旋上升将因此而再登上一个新台阶。因为这种规模效应和综合效应，中央及省级媒体对常州科教城（常州高职教育园区）进行了大量报道，胡锦涛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造访、考察，更加大了园区的影响力，并因此而吸引了更多资源。将“经科教联动、产学研结合、校所企共赢”的发展理念和“统一规划、资源共享、集约发展、集群发展”的发展思路付诸实施，在园区最初建设格局和组织范式的引领下，园区规模效应、综合效应凸显，大大提升了园区各校的生存价值和生存质量，园区高校的集群已经不是简单的部分与部分相加，而是相加后出现螺旋式的上升，形成了互动共生、相互依存的文化生态关系，哪个学校失去这个平台，虽然仍可生存，但生存质量必将大大下降。
文化的互动共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必须自然形成或主动构建一个区域平台或以其他方式联系起来的平台，其次就是在这个平台上自然形成或主动构建一种体制或机制（也可以称作是体制、机制平台）。我们仅选取“资源共享”作为观测点进行调研分析——“资源共享”是常州高职教育园区的建设格局，也是园区的建设理念、发展思路，加之5所高职院校区相连、性质层次相同，因此，将“资源共享”作为常州高职教育园区文化的互动共生效应之观测点，很有典型意义。
应该说，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常州科教城）资源共享的地域平台和实训区共享的体制平台已经基本构成，这两个平台的构建起源于园区最初的策划构思：省、市共建，将高校安排在同一个园区，包括一所本科院校在内的6块地组成一个长方形，中间以绿树成荫的景观道贯通；园区的东区则由省、市及5所高职院共建了16个共享型实训基地，共建、共享、共管。实训区不仅仅为5所高职院共享，而且还与社会共享，每年都为社会进行大量的技术培训。此外，园区6院校的图文信息共享平台也已形成。这种共享平台、共享体制提高了园区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资源利用率。
再看5所高职院其他方面的共享情况。2008年，由常州科教城管委会组织专家团队起草的《常州高等职业教育园区·省示范性高职教育园区建设方案汇报材料》中指出：“在教育资源共享方面，园区教育资源共享方案实施以来，尽管在图文信息资源共享、实训体系、大学生实践训练和创新创业基地等共享运行机制等方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但在课程学分互认、师资互聘、课程标准的建立、教学质量的有效监控和评价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拓展和提升空间。”所谓“还有较大的拓展和提升空间”的实际含义就是这些在常人看来理所当然应该实现共享的项目其实都未能实现共享。究其原因，与前文所说5所高职院文化难以实现真正的“周流”原因一样，同样是体制使然（园区仅仅是建立了实训区的共享体制，其他方面共享的体制、机制都还没有真正形成）。各校管理自成体系，直接受省教育厅（或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领导，园区管委会跟各校仅仅是协调、服务的关系，于是园区大量可以共享的项目，都仅仅是作为课题研究，研究之后却无人推进。以5所高职院师资建设为例：按照要求，来自企业的兼职教师担任高职院专业课授课时数，省级示范高职院要求达到40%，国家级示范以及骨干院校要求达到50%，这对高职院是个难题；而园区内东区有大量科技型企业和研究院（所），如此近水楼台，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让其人员受聘为5所高职院的兼职教师，但是园区管委会没有一家职能部门愿意协调、承担这项工作，因为缺乏承担这项工作的动力。与此相仿，其他方面的共享也遭遇了这样的尴尬。
结论：因体制、机制的原因，园区以及园区5所高职院很多可以实现的共享未能成为现实或难以达到理想状态，未能形成更为理想的互动共生关系以提高各校的生存价值和生存质量。
三．促进常州高职教育园区生态文化发展的建议
常州高职教育园区文化的整体周流、互动共生等文化生态的地域平台和实训基地方面的体制平台已经形成，应该让它产生更加理想的文化生态效应。通过对常州高职教育园区长达一年的专题调研，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以下建议——基于园区管委会和园区各校之间的现实关系，争取建立文化交流、文化互动共生的压力机制。
实事求是地说，在常州高职教育园区目前的关系状态下，要建立文化交流、文化互动共生的动力机制并不具备条件（除非5所高职院合并消除各自为政的局面）。因此，我们建议建立文化交流、文化互动共生的压力机制。
具体说来就是：（1）由园区管委会设立专门的文化交流部门，专职管理园区的文化交流事务，下辖教学、学工、宣传、校企合作等各种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由各校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2）各委员会设立阶段性议题进行交流，尤其是当某个学校、某个部门获得突出成绩之后，要及时组织相关的委员会到该校、该部门召开现场会进行深入研讨。（3）各委员会在内部深入交流的情况下，要及时总结共识形成决议，再挑选一些决议进行项目化运作，园区管委会给予一定的项目经费。（4）每年年底，园区管委会组织验收小组进行项目验收。验收时要求各委员会报告如下内容：交流（或共建）项目的内容，交流（或共建）的方式，交流（或共建）的实效等等，验收结果分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管委会将验收结果以内部简报的形式发至各院校及其各职能部门和各系部，根据验收结果给予资金资助；资助资金按照考核验收结果分全额、二分之一额度、三分之一额度及不予资助四个等级。也就是说，在园区管委会与各院校之间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的状况下，管委会以内部舆论方式促进各院校之间进行从理念、制度到做法、重要成果等多方面的文化交流、互动或共建。（5）在园区内编写专门用于文化交流的简报，定期通报各委员会的工作情况，提振各委员会的工作积极性。
在本次调研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常州团市委按照各单位的性质成立了若干个工作及交流小组，其中在常所有高校组成的高校组的活动方式非常值得借鉴——团市委牵头组织每月一次的定期交流，一般采用会议交流或现场观摩交流的方式，交流活动由各校轮流承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虽然园区管委会与各校之间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只要园区管委会尤其是专门从事文化交流的园区职能部门不自作壁垒，在组织园区各校进行交流的过程中积极有为，则文化交流、文化互动共生的压力机制还有可能转化为激励机制，常州高职教育园区的文化周流、互动共生的局面将真正形成。
参考资料：
[1]袁鼎生.审美生态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21
[2]徐书业.学校文化建设研究——基于生态的视角[J].基础教育研究.2010（9）:19
[3]孔垂谦,文辅相.西方现代大学学术自治的制度环境基础:一种政治社会学分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10):90-95.
[4] [5]张祥云、汤钱蓉.深圳大学城:“大家庭关系”隐喻的分析视角[J]. 高等教育研究. 2011,(1):44
[6]常州科教城.园区总揽[EB/OL].[2012-06-22].http://www.czkjc.gov.cn/node/yqzl/Index.html
[7]戚玉松:大学城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J].江苏高教,2002,(6)
[8]刘源春、戴嵩松、张玉文.常州：精心打造高职品牌[N].中国教育报2004.3.1.第2版
该文发表于《职业技术教育》2012年第20期